《中国通史》

     书名:《中国通史》

    作者:钱穆 讲述;叶龙 记录整理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3月

     第六章

    东周时期

    东周时期,当时称春秋时代,“春秋”是书名,是一部编年史。东周时代较长。周建都西安镐,后西周衰,有戎狄之患,周搬迁至东都洛阳,故称东周。

    历史记载,东周时有二百多位诸侯,为周王朝所封,分为三部分:一是本家宗室,二是外戚,三是古代的灭国绝世,如夏、商、唐虞、黄帝、神农。周是封建共主,曰王室王朝,故可说是众部落推周为共主,故中国的正式封建应从周朝起。

    当时在黄河南北大山如阴山、伏牛山等地均有戎狄。诸侯在平地上筑城有两套,曰城郭,城是内城,郭是外城,其耕稼的城圈有三里、五里及七里等。如直径不过二里,等于小国;国即是一城圈圈,国人即住在城内之人,野人即住在城外的乡村,即城郭外是郊野平原,围着郊野的大圈圈即是封疆。

    以城郭为中心之郊野直径为一百里,半径五十里。封疆之外就是弃地了因当时人口稀少,即国与国之间的空地,未开垦的草地,但有水,要引导水成河流。空地则有几十方里或一二百方里。

    古代之地与今日之地有别。住在草地上的叫游牧人,如今日之青海、内蒙古,但游牧地比农地占地为多。

    工商业社会需要的地少,农业需地次之,牧地需地最大。所以中国同时有耕稼与游牧,并非有阶级之分。如香港今日是工商业社会,但在新界仍有农田。

    可用星罗棋布来形容当时社会,游牧人叫狄,种田人叫华夏,同是中国人,相当于两兄弟,一教书,一经商。

    华夏文化较高,生活程度亦较高,有工商、武装、政教等各项职分。

    游牧文化则较低,生活程度亦较低。

    周朝分封各诸侯国后,戎狄就被迫进入山区了。

    美国罗斯福提出海洋自由,即美国可通商,因小国没有船可自由航行。

    周朝时则是陆路交通。

    以上这一章所说的,是古书上所无,懂得这番话,就可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等古书了。

    第七章

    春秋时期

    所谓四夷内侵,乃是本来在中国内部的游牧人,跑进城圈内,实际上就是华夏与戎狄杂处。

    由诸夏造成封建系统,此封建系统由共主统领,免得他人欺侮。

    西周失败后,失去王室尊严,诸夏不服,互相吞并,且要造成内乱。外有并吞,内有篡弑,于是四夷内侵,戎狄来攻城圈了,遂致耕稼文化衰落,此乃春秋初年之大形势。

    时有称霸的诸侯崛起,其口号是“尊王攘夷”。仍尊周为天子,使勿互相吞并,亦不得篡弑,主张不承认新的吞并抢夺得来的政权,使内乱得以减少,进一步采取干涉行动,使多国相处安定。第二步再取缔戎狄之入侵捣乱。故所谓称霸的诸侯乃根据当时东周之形势而产生。

    齐桓公之相管仲,主张尊王攘夷。当世除了周公、孔子以外,以管仲最为国人所钦佩。当时如无管仲,即无中国文化,所以孔子说:“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周封诸侯,当时称霸的诸侯主张城郭联盟,一国受到侵犯,各国出动增援。历史亦曾重演。今日世界外交与春秋一样,美助韩,英法派象征式军队,正如春秋时之乞师。

    齐桓公带领各国军队帮卫国驱除戎狄,助卫复国,故春秋时中国已有国际联盟。当时楚国并不加入联盟,因楚仍要实施吞并。

    当时,北有戎狄入侵,南有楚国捣乱,所以,“中国不绝若线”。1齐桓公无力除楚,与楚会议并无结果。

    封建是周公所发明,没有封建,就无周朝。尊王攘夷霸诸侯是管仲发明。故今日需要有一个人出来讲一句话打开时代的僵局。只要能发明一句,便是大政治家。

    齐桓公、管仲死后,接着由晋文公出来尊王攘夷。晋文公流亡时曾与楚会谈,晋有之物楚均有,以何来报答呢?我遇楚军且退三十里,三天让三次,第四天不退了。后来楚让晋文公返国。但晋楚一经火并,楚军败。可以说,齐桓、晋文二位维持了封建制度的社会。

    后来楚则与宋、陈、蔡、郑建立了一个密切之关系圈。

    后来晋楚联合各国举行弭兵大会。当时晋楚两国作战是在中间其他地区,与本身无关。

    当吴攻打楚之时,春秋于是完结,战国遂出。

    今日之世界犹如二百四十年之春秋时代。

    春秋如何转变成战国?

    起初大国并吞小国或弱国,后来不能吞并了。拿破仑向大陆、海洋进攻而失败,德国向欧洲大陆进攻亦失败。英国霸占海上而成功,苏不夺取欧洲亦成功。

    从前中国人绝不承认中国是大国,共产党认为中国是大国是对的。英、美、俄等国无法与中国比。中国不能违背上天与历史,永远是一个大国。

    春秋晚年,晋国力量最大,至晋八世分成三国,称为赵、魏、韩。

    我在民国初年看到一本书,其书名为“春秋国际公法”,写得极好,它用《左传》的史事来比较当代的国际公法,甚至更为进步。可惜此书已绝版。

    我佩服孙中山先生,因为他曾说:“中国的政治比外国高明。”可见中山先生眼光精准。

    第八章

    战国时期

    战国亦经历了二百四十年,由最初的十二诸侯演变到七雄,即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韩、赵、魏三晋原为周之同姓,但分成三国后便与周无关了。

    当时秦、楚反周。齐是周之外戚,田姓一出,与周无关了。故此时已无“尊王攘夷”之口号了。

    春秋时期,一国一城,是城市国家。

    战国时期,一国有很多城,齐国有七十余城,十分像样。故春秋称为封建诸侯,至战国则以军立国,成为军国矣!

    实际上,战国不止七雄,起初应有九雄,尚有宋国,由商朝传下;又有中山国1。

    孟子说:今天下方千里者九。从前的国家方百里,战国的加了十倍,成为方千里了。孟子对齐宣王说:以一服八,是不可能的。

    又:《战国策》亦有九国之策。但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称“七雄”。此是由于太史公生于秦王统一中国后八十年。孟子先于太史公约三百年,且为战国时人。《史记》是后出之书,何以会弄错?因宋与中山首先被灭,故前、中期的战国是九雄,但后期便是七雄了。理由在此。

    战国七雄,有合纵,有连横。

    合纵者,南北相连打击秦。出了苏秦。

    连横者,东西联合服从秦。出了张仪。

    苏秦、张仪是同学,同是鬼谷子学生,居住在鬼谷。苏秦甚穷,洛阳人,家经商。他先去见秦王,劝秦攻打六国,秦不听,回国后父母妻子都看不起他。于是苏再发奋苦读,悬梁刺股,学有所成后,去燕、赵等六国游说攻打秦国,六国均请他做宰相。他身悬六国相印,返回洛阳时,万人空巷迎接他。他对嫂嫂说:“何前倨而后恭?”嫂嫂答道:“季子位高而多金。”苏秦叹道:“人要富贵,道理在此也。”

    张仪毕业后,到楚国游说贵族。楚相请张仪吃饭时,据说丢了一块玉璧,怀疑是张仪所偷,张仪被打得皮破肉烂,说:“我的舌头还齐全不破,仍还可用,前途绝不会受影响。”后来张仪就去见做了六国宰相的苏秦,去了,却受到冷遇,于是张仪就前往秦国。他一口气从洛阳到了长安,途中遇一旅客,一路上帮助他经济吃用,终于到了秦国,秦王请他为宰相。这时陪他同去的旅客要回乡,说明以上一切都是苏秦安排好的,为了刺激他去见秦王,现在既已成功,便要身退了。这故事相传已有两千年。

    但以上这个故事,其实不可靠。所以说神话和传说故事有时是靠不住的。经考证后,这故事原是假的,我发现太史公讲错了。第一点,苏秦、张仪略早于孟子,孟子说“方千里者九”,则苏秦当时应联合八国,何以只有六国,却少了宋与中山两国?第二点,联合六国攻打一国,可见秦最强,但苏张时期,世界最大国要推梁即魏国与齐国。“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要请孟子设法。后来孟子见齐宣王,王曰:寡人有大欲存焉!可见大希望,想王天下。孟子说:不要做楚,天下方千里者九,以一败八是不可能的。齐宣王当时想统一天下。

    梁惠王时,秦有秦孝公,当时春秋各国称公,只有楚称王。后来有吴王、越王,楚不服周,便永远称王。战国梁惠王称王,楚人反对,遂邀齐亦称齐威王,在徐州称王。当时秦尚是秦孝公,后才称王。故当时是强国先称王,弱国后称王。

    当时有两员大将,孙膑与庞涓。他俩是同学,老师亦是鬼谷子,同学军事,后来庞涓在梁国,孙膑则去齐国。庞涓因惧孙膑,遂设计使孙变成跛脚。后齐梁开战,孙做参谋,击败庞涓。孙膑事先于其树下置一标语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遂自杀。

    齐败梁后变为大国,与秦合攻楚,秦取楚六百里地,因此齐楚绝交。

    西周历时三百年,春秋与战国各二百四十年,合共八百年,大致上周历时一千余年,楚则八百年,楚与周大致同时。

    [内容简介]

    钱穆先生曾三度讲授“中国通史”:一于北京大学,二于西南联大,三于香港新亚。

    在北大讲授四年,前来旁听的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在西南联大讲授时,听课场面颇为壮观,乃至钱先生要上讲坛都无路可走,需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尔后,钱穆先生辗转于香港,复讲“中国通史”课程。本书便是以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第三度讲授课堂记录稿为底本,可视为“《国史大纲》课堂版”。

    尘封多年的讲义,更精粹的讲述。这本书以传奇的方式整理面世,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当时,一部《国史大纲》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使无数国人深受激励和鼓舞,进而寻求抗战救亡之道;而今,这部《中国通史》以其历史格局和文化情怀的双重担当,将给当下读者以新的启迪,为我们再次提供回望历史、面对未来、重塑个人知识格局的可能。

    [作者简介]

    钱 穆(1895-1990) ,国学大师、一代通儒,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6年移居台北。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其专著丰富,达80多种,逾1700万言。

    叶 龙,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能仁哲学研究所及中国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长。

    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及新亚研究所毕业,曾师从钱穆多年。后获香港中文学历史学系荣誉文学士、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 王建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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