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读书爱较真 卡片攒了几大箱

    “上大学前的十年,读书都很随性,没有目标,没有系统,但是非常快乐,”著名文艺评论家解玺璋认为,“那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所谓最高境界,大概是一种无欲无求,只在书海中自由快乐遨游的状态吧。“不过,那时会写读书计划——日计划、周计划、月计划、年计划,”他回忆起中学毕业后,在北京化工二厂做工的阅读时光,“把每天要读什么书、读多少页都写下来,一般一天看四本,这本看累了看那本,换换思维。”

    或许人不能一世随性。后来为了工作需要,解玺璋不得不从需求出发,去读与工作相关的书。“大学毕业后,到报社当记者,让我跑电影口,但我对电影不懂,于是就读影视类书籍。基本上,西方的影视类书籍我都读过,有的甚至还读过好多遍。”前两年,他写《梁启超传》,为了走近梁启超的时代,读了很多关于清朝的思想史和发展史。除此之外,为了走进梁启超的内心,他还读了很多关于梁启超以及其身边人的书籍,“丁文江、赵丰田编写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我至少读了5遍,同时,还读了《饮冰室合集》,以及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汪康年、唐才常、孙中山、章太炎、杨度、袁世凯、蔡锷、蒋百里、丁文江、胡适、徐志摩,乃至蔡元培、夏曾佑、张君劢、张东荪、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等诸多同时代人留下的年谱、传记、书信、 日记和文集。”

    解玺璋说自己读书爱较真,“不明白的地方我一定要弄明白,一定要知道根本。”他甚至会把书中提到的其他作者和书都找出来读一遍,他说,这样才能“打通”。解玺璋还边读边做笔记,在书上标重点、写注释、夹纸条、做卡片,他的书桌四周贴满了充满文字的纸条,不难想象,他伏案读书或执笔时被文字所包围的情景。

    “做卡片是跟老一辈学者姚雪垠学的,他有一个卡片柜。”解玺璋将姚雪垠作为榜样,也在卡片上写下重点,并注明文章题目,以及文章出自哪本书或杂志,然后分门别类,像一个检索,查阅起来非常方便,“比如,我将老子、荀子、孟子、庄子经典的话和观点写下来,并记下出处,再归类于先秦时期。”不知不觉,解玺璋的小卡片已经攒了好几箱,而那几箱子的卡片便是他成为评论家的足迹。

    “读小说就不记笔记了,但会写评论,”解玺璋会评小说的主要特征,或最能打动他的地方,记下自己最直接的感受,将书中隐性的意味转化为显性的信息。

    解玺璋不仅仅是一位文艺评论家,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爱书人。“只要不出门,我就在家读书,”他有些感慨地说,“其实人的一生很短暂,青春转瞬即逝,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珍惜时间,扎扎实实地多读一些经典的书,否则将来的发展会有困难,至少行业内的经典书一定要读!大家不妨也制定读书计划吧。”确实,时光匆匆,今天还来不及回味就已忙不迭地变成了昨天。

    爱书人简介

    解玺璋:1983年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直供职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书香专刊、文化导刊和《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任编辑多年,现任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编报、编书20余年,闲暇时也喜欢舞文弄墨,对文艺评论情有独衷,写过千余篇电影、戏剧、文学和电视剧的评论、论文,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批评奖,著有《喧嚣与寂寞》、《中国妇女向后转》、《雅俗》、《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张恨水卷》等。

[责任编辑: 王建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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