役政沉疴:抗战征兵只能靠“绑”的五大原因

    1941年,中国征兵政策已是天怒人怨,当局种种改革均不见成效

    抗战进入到1941年,除经济濒临破产、国际局势变幻莫测险象环生外,兵役制度也已朽败至天怒人怨的地步。这年七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蒋梦麟致信蒋介石,就其所见沉痛写道:

    “梦麟此次视察……(沿途)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贵阳)只剩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五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身体)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10%矣。”①

    能否获得充足的兵源补充,是对日抗战能否取胜的关键。因为军阀割据的关系,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前,始终未能建立起“义务征兵”制度——惟1936年,曾在江浙六省中央军控制范围内实施“义务征兵”,训练完毕者约50万人,稍后经淞沪、武汉等大型会战,迅速补充殆尽。至于西南各省,军阀们为维系其军事力量的“私有化”属性,对“义务征兵”制度极度

    抗拒,故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始终严重缺乏预备、后备兵员,而必须依赖临时的“壮丁征发”和临时的“壮丁训练”。

    兵役制度“先天不足”,若再辅以“后天沉疴”,抗战前途之危险,可想而知。所以,1941年,军政部兵役署联合军统局,开始部署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由兵役署出学员,军统局出教官,培训了一大批“兵役视察员”,分派到全国各个兵役管区,进行监察。这些人“可以到团以下各级补充团队点验人马,到各级兵役机关调查和查看案卷;可以直接向军政部兵役署视察室发电报,汇报一切案情或调查材料。”②

    该“视察网”建立后,确实起到了不小的效果。据军政部兵役署《兵役月刊》,1942年12月起,至1943年10月止,仅四川一省,由“兵役视察员”检举而被查出的违法舞弊兵役案件,就高达1346件之多。③

    同年,当局还部署了一系列其他措施,来挽救将要破产的兵役制度。譬如,推行“国民兵身份证”。该证详细记载了每个国民兵(18-45岁男子)的出身特征,出生年月日、家属姓名、籍贯、脸型、手指的箕斗状况、脸部有无麻子、有无痣、眼睛大小、鼻梁高低等等,均记载在内。目的是堵塞壮丁大量逃跑的现象。再譬如,变更征兵方式,让每个军在固定的管区进行兵员补充,征兵、补充、训练一体化。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该地区的壮丁,被输送至同一部队,同乡情谊有助于减轻其背井离乡之感,降低逃亡比率;另一方面,部队在管区征兵自用,也可减少中间环节的弊端。④此外,如在县长的考核项目中,特别加重“兵役”一项的权重、选拔“兵役示范县”等政策,均在该年推出,略可见当局整顿征兵乱象的决心。

    可惜的是,这种“决心”,并不能阻止“征兵”最终堕落成臭名昭著的“拉壮丁”。按当局的宣传,壮丁从军,保家卫国,是一种光荣,是每个国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则是壮丁普遍逃亡。本该胸戴大红花被敲锣打鼓欢送的“壮丁从军”,在整个抗战期间,沦落成了一种你抓我逃的悲惨游戏。对此,蒋介石曾严厉训斥各级征兵干部:

    “据报各部队将新兵接收后,仍有用绳捆作一串武装编押,情同囚犯,民众触目伤心,积年累月之兵役宣传,被若辈一绳一棒扫荡无遗。抗战及征募之前途,切受重大之打击,实堪痛恨!兹特重申前令,嗣后如再有上项情事发生,一经查实,该接收部队长官及接兵人员,均予依法严办,决不姑宽。”⑤

    五大关键因素,使抗战征兵,必须依靠武力“抓”和绳子“绑”

    蒋的训斥虽厉,但整个抗战期间的“征兵”工作,终究还是只能靠“抓”和“绑”来完成。对于抗战期间,大后方民众普遍不愿意当兵的原因,曾任军政部部长的陈诚,有坦诚的反思。陈诚说:

    “照道理讲,人民受国家的保护,才能安居乐业,一旦国家遭逢危难,人民为了争取国家的安全,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因而拥护国家的号召,流汗流血,原是义无反顾的事。不过话虽如此,也要顾及一下几项事实:

    “一、政府是否充分尽了保护人民的责任?二、政府与人民之间是否有痛痒相关的传统?三、在大多数人民意识中,是否认为这是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牺牲得有无价值?四、各级行政官吏是否公正无私素受人民敬爱?”⑥

    对这四个问题,陈诚的回答全部都是“否”。此外,陈诚还注意到了“户籍制度”无法建立所带来的危害:“果然户口办得好,壮丁的年次、数目,均了如指掌,则征召新兵,有如按图索骥,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难处。不过清查户口,却不是想做就做的事,姑不论人手、经费、技术等问题急切不易解决,单就时间来讲,几千年做不好的工作,要于仓促之间应手而成,天地间也没有这样便宜的事。”⑦没有户籍制度,国民政府的“征兵”,实际上形同蒙眼的瞎子只能乱“抓”,该多征的地方往往少征,该少征的地方又往往多征。

    总结起来,陈诚一共谈了三大原因。第一,民众并不认为自己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对政府缺乏好感。第二,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很低,大量壮丁乃是不识字的农民,并不具备“民族意识”。第三,政府没有能力建立可靠的“户籍制度”。

    除这三点之外,还有两点,陈诚虽未提及,却同样至关重要:

    第四,农民的“经济理性”。按常理而言,战争时期,士兵的饮食标准应该优先保障,前方士兵至少应该吃得比后方民众好一些。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央军一个底层二等兵年收入,曾相当于拥地50亩的半自耕农;全面抗战爆发后,脆弱的小农经济全面崩溃,前线士兵的饮食,遂逐步跌至令人发指的地步,远不如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1944年,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1200名国军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费标准仅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⑧所以,兵役部部长鹿钟麟曾感慨:“士兵生活太苦,是(使)大家都视入营当兵为进监牢,甚至简直就等于判死刑。”

    第五,交通不便,必须依赖徒步跋涉,让民众望而却步。蒋梦麟曾感慨:“平心而论,兵役办得这样糟糕,并非完全由于人事关系。即使主持人认真办理,好多缺点也没法补救:交通梗阻,徒步远行,体力消耗过甚;食物不够,且不合卫生,易起疾病;饮水含微生物,饮之易致腹泻;蚊子肆虐,疟疾为灾。凡此种种,苟无近代科学设施,虽有贤者负责,亦无重大改进之可能。后经中美当局之研究,从事有效之措施。其最大的改革,为分区设立若干小型飞机场,将附近若干里内之壮丁,集合于机场,飞往训练中心。自各村落至机场,沿途设有招呼站、卫生所,供给饮食医药。果然,此制度实行后,壮丁在途中死亡者百中不过一二而已。”⑨

    可惜的是,蒋梦麟所提到的用美军飞机输送壮丁的办法,被付诸实施,已是抗战后期,且飞机有限,机场也有限,并不足以推广至全国。所以,蒋梦麟仍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不过该项估计缺乏统计资料佐证,学界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抗战八年,被抓壮丁未上战场者,至少有350余万人死亡,240余万人失踪逃亡,340余万人伤残。⑩所以,陈诚晚年感慨,国民党之所以在抗战胜利后迅速丢失了大陆,“有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军差上逼反了人民”。

注释

①《蒋梦麟自传》,华文出版社,2013,P310-311。②郭则鋠,《兵役调查人员训练班情况和新兵接收的一些情弊》,收录于《文史资料选编 第4卷 政治军事编 第6册》,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③万金裕,《抗战八年四川人民在征兵服役上之贡献》,收录于《四川文史资料集粹 第2卷 政治军事编》。④刘魁,《国家权力与基层控制——以1940年代国民政府实施的国民身份证制度为观察点》,《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龚喜林,《抗战时期大后方“拉壮丁”现象研究》,博士论文。⑤卞修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 1937-1945》,华龄出版社,2012,P296。⑥⑦《陈诚回忆录 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P205-209。⑧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人事管理》,收录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第二十一期。⑨《蒋梦麟自传》,华文出版社,2013,P309-310。⑩卞修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 1937-1945》,华龄出版社,2012,P298。

 

 

[责任编辑: 实习生 王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