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刘邓大军的少见惨败:战后处决一军官

    1948年1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二十旅五十九团在包信集战役中失利,遭受重大损失。五十九团是一纵的主力团,此战失利一时震惊全军,受到野司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联名通报批评。包信集战役失利后,二十旅在旅长吴忠带领下卧薪尝胆,在对战役进行深刻总结后愈战愈勇,渐成共和国一支钢铁雄师,吴忠也百炼成钢,终成我军一代名将。

    一

    1947年6月10日,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战略方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由第一、二、三、六纵队组成的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开始执行挺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6月23日,南征大军由河南安阳地区向楼阳、寿张地区出动,并于30日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4个师部、9个半旅6万余人,从而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性进攻让蒋介石极度恐慌,他先后把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师、第十师和第十一师调出大别山,回援平汉路,集结于河南漯河地区。当时,在漯河周边活动的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员由杨勇担任,苏振华任政委。敌强我弱,一纵既要担负创建根据地的任务,又要迎击优势敌军的进攻。杨勇考虑再三,决定避敌锐气,令吴忠率二十旅伪装纵队主力,吸引敌军主力兵团追击,为我军主力休整和开辟根据地创造条件。

    二十旅是一纵的绝对主力,旅长吴忠是在长期战火考验下成长起来的一名优秀将领。当时,二十旅的第六十二团被抽归工委指挥。吴忠手里只有五十八、五十九两个团,而其所要对付的却是号称“王牌”的国民党军整编十一师及整编第十师。两个团对两个整编师,杨勇深知二十旅任务艰巨,便向吴忠面授机宜:“你们这次的任务不是消灭敌人,而是伪装主力,迷惑敌人,拖住敌人。所以,要以分散对集中,与敌人兜圈子,以灵活的战术牵住敌人的牛鼻子,拴牢敌人,让敌人步履蹒跚,寸步难行。你要拿出当年在昆张地区小部队活动的本领,与敌人周旋,并在运动中扯开敌军,积极创造战机歼敌。”

    二十旅此前曾连续取得了汝南、明港两个战斗的胜利。士气高涨。明港战斗中,二十旅攻入国民党军围攻大别山部队主要补给线上的一个重要铁路中转站,缴获大量军用物资,部队的装备、服装有了很大改善。令二十旅指战员尤为欣喜的是,两次战斗结束后,部队首次补充了俘虏兵,加上部分伤愈归队的老战士,共补充兵员2232人,一时间,全旅上下求战欲望迅速高涨。此时,对于纵队首长交代的任务,吴忠非常痛快地答道:“请司令员放心。我们二十旅一定完成任务。保证纵队主力安全休整。”在章缝集大战中,吴忠就曾对付过整编十一师,此时即将与之再交手,吴忠顿觉热血沸腾。

    1948年1月初,一纵兵分两路,杨勇、苏振华率一旅、二旅主力北上至河南项城以北地区休整,吴忠率二十旅主力南进至豫皖两省交界处的包信集、赵集一带活动,吸引国民党军整编十一师。

    但自进人包信集一带后,二十旅主要领导人对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逐渐产生分歧。吴忠的意见是,敌军主力虽然已经出动,但还不会马上到达;部队明港战斗之后,士气正处于上升状态,所以要争取在这一带再打一仗,搞掉一些土顽武装后再转移。

    而刚由纵队参谋处长调任二十旅副旅长的李觉则认为敌军是有备而来,而且来的又是国民党王牌军整编十一师,是机械化行军,行动迅速;其师长胡琏对解放军的战术特点研究很透,作战刁钻狡猾,善于捕捉战机,一旦发现我军力量薄弱。肯定会紧追不舍。所以,部队如果停留在当地。搞不好会被整编十一师缠住。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应该继续向西,与敌人拉开距离。

    政委刘振国赞成李觉的意见,但吴忠却坚持自己的意见。是停、是走。争论了一天,也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晚上,三人一铺炕,又争了半宿,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第二天吃过早饭后,三人继续讨论,吴忠说:“我的意见还是打一仗再走。当然,以我们现在的实力也不能与整编十一师正面交锋。它一来我们就走。”刘振国说:“讲心里话,我也想打,可这一仗实在是不好打啊。既然旅长坚持要打,我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就打上一仗再走。”三人讨论片刻,最后还是吴忠拍板:在包信集一带寻找战机,再打一仗,然后转移。

    二

    二十旅在包信集一带继续活动,但土顽武装相当狡猾,二十旅几次想抓住敌人,都未能如愿。而敌整编十一师和整编十师在发现二十旅踪迹之后,立即由漯河南下。进入淮西地区,向包信集一带压了过来。在项城以北率领纵队主力休整的杨勇从敌军的行动中看到了二十旅的危险,立即指示吴忠等人:“二十旅配属纵队骑兵团,迅速转移。”

    强敌当前。唯有迅速摆脱敌人,方可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但吴忠与刘振国、李觉商议转移事宜时,在向哪个方向转移的问题上,三人又出现了不同意见。吴忠和李觉主张坚决执行纵队的命令,向西转移,而刘振国却主张向东转移。这一次吴忠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做出了一个折中的部署:以配属的纵队骑兵团向西行动。吸引敌军主力:自己率旅主力向东移动,向纵队主力靠拢。吴忠的这一仓促决定最终酿成大错。

    1月10日,二十旅在吴忠率领下经过一夜行军,到达包信集以南小回庄一带宿营。部队刚刚住下。整编十一师突然杀到。整编十一师就是后来的国民党第十八军,它全套美式装备,并由美国顾问训练,是国民党“五大王牌军”中建军最早、军史最长、实力最雄厚、影响最大的一支老牌劲旅。师长胡琏是黄埔四期毕业生,骁勇善战,号称“不败将军”,是蒋介石最宠爱的将领之一,毛泽东曾评论其“狡如狐,猛如虎”。

    整编十一师是一纵的宿敌。胡琏接到二十旅活动的有关报告后,欣喜若狂:“二十旅是杨勇的王牌。它在包信集,杨勇肯定也在那里。”马上令前卫部队搜索前进,自己率主力随后跟进,向包信集疾速前进。同时指示整编十师立即向包信集靠拢。

    上午10时,敌整编十一师先头部队与二十旅五十八团第三营发生接触。一场力量悬殊的遭遇战就此打响。枪声响起后,五十八团团长郄晋武即令三营就地展开,阻击敌军,同时组织全团依托田埂、村落,从正面堵住了敌军的来路。胡琏见果真抓住了解放军部队。不敢怠慢,在优势炮火的支援下,逐次增加进攻兵力,向二十旅阵地发起猛攻。

    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击,吴忠命令二十旅坚决阻击整编十一师的进攻。五十八团、五十九团一左一右,各以三营在一线坚守,另外两个营在二线作预备队,并构筑阵地。将士们在敌人炮火下的土工作业有条不紊,很快便稳住阵脚,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我军坚守作战,结合阵前出击,不仅大量杀伤了敌人,而且捉到了一些俘虏,缴获了不少机枪。

    双方战至黄昏,二十旅的阵地岿然不动,但敌军的攻势也越来越猛,且凭借兵力优势,转为宽正面进攻,多路向二十旅侧后迂回。除了整编十一师之外,整编十师也投入了进攻。双方战斗呈胶着状态。杨勇此时从二十旅的报告中,觉察到了潜在的危险,连连给吴忠等人发出急电。要求“二十旅迅速摆脱敌人”。吴忠也看到再坚守下去部队就会在优势敌军的攻击下吃亏,便令五十八团和五十九团立即撤出战斗。利用夜色掩护,向西转移。

    部队开始撤出战斗。两个团各以三营作为后卫,其余2个营交替掩护。逐次后撤。但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五十八团和五十九团开始转移后,殿后掩护部队的阵地很快被整编十一师部队突破:在右翼,五十八团三营在激战中陷入包围。团长郄晋武见状。命令五十八团的所有重火器同时开火,打得敌人乱作一团,三营趁机突然展开反击。夺回了阵地。敌军以为五十八团在搞假转移,再也不敢轻举妄动。郄晋武见状。立即令三营撤出战斗,带领全团安全摆脱了敌人。

    然而,在突围方向上却出现了严重问题。担任殿后掩护的五十八团三营在阵地被突破后,没有及时组织反击,而是收拢部队,撤出了战斗。且没有向团部报告,敌军因此得以楔入五十九团的阵地,不断向纵深推进。而五十九团一营并不知道敌情变化。仍在有条不紊地组织撤退。营部和三连由副教导员李应正带领,按照预定方案在午夜时分进至预定的集合地。不料,敌军已经抢先一步,在村内设伏,队伍刚刚进村,就遭到敌军的突然袭击。李应正带着警卫排杀出一条血路,突围而去,但营部和三连却在与敌军混战中遭受重大损失。稍后,营长郅福田在率领一连、二连向集合地行进时也遭遇优势敌军,将士们虽奋勇拼杀但无奈敌众我寡,大部英勇牺牲,郅福田也重伤被俘。

    此次战斗,五十九团一营伤亡达400多人。郅福田被押往河南漯河后,英勇不屈。光荣就义。这就是被国民党军所大肆宣传的“包信集大捷”。

    三

    包信集战斗结束后,二十旅进至项城东南的赵集附近休整。吴忠主持召开会议,检讨包信集战斗失利的教训。五十九团是二十旅的主力团,二十旅又是野战军的主力旅,这次打了败仗,主力团损失了一个主力营,各级指挥员心中都很难受,毕竟这是二十旅建旅之后打得最窝囊的一仗,所以大家毫不客气地把憋了一肚子的火放了出来。吴忠成了众矢之的:

    “旅长啊,你想打仗,想打胜仗,这我们理解,可也不能不讲地形、条件打乱仗!……”“明明知道整编十一师上来了,却还不转移,要再打一仗,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吴忠紧闭嘴巴,一言不发,由于他的失误导致了这么多战友的牺牲,他心如刀绞。最后,待大家情绪稳定了,经过冷静的分析,形成了包信集战斗的总结报告,以及旅党委的检讨,上报纵队党委。

    二十旅包信集战斗失利,五十九团一营遭受严重损失,这一消息也震惊了纵队。杨勇接到二十旅的报告后。立即与苏振华赶到二十旅驻地。见到吴忠。一向和颜悦色的杨勇面色铁青。劈头就问:“你讲,怎么搞的,一下子被敌人搞掉400多人!你这个旅长是怎么当的!”

    吴忠对杨勇的性格非常了解,他看到司令员发怒了。低声答道:“主要是麻痹大意,打了两个胜仗,有点飘飘然了,总想再打一仗,却放松了警惕,没有组织严密的侦察和警戒,结果与敌人突然遭遇。在撤出战斗时,又过分自信,没有组织好。几百名同志牺牲,我是旅长,要负主要责任,司令员,你给我什么处分,哪怕是撤职、杀头,我都没有怨言!”

    “撤职、杀头就能换回400多名烈士的生命吗?”杨勇说,“要你们避敌锐气,和敌人绕圈子,为什么却放松警惕,往敌人口上送?光想着打仗,消灭敌人,都是旅长了,还是那个脾气,见到敌人就想打,怎么就不想着敌人也会打你,想到保存自己?大大咧咧,马虎轻敌,你啊,什么时候才能改掉这些毛病啊!”吴忠一声不吭,等杨勇说完,才诺诺地回答:“司令员批评得对,我一定从这方面检讨自己。”

    “还要从更深层次解剖。”苏振华说,“告诉你向西转移,为什么却往东走?要你们引开敌人。为什么却向纵队主力靠拢?你吴忠见到什么样的敌人都从来不皱眉头,这次为什么如此胆小?!你就这么怕整编十一师?这是右倾情绪!”批评吴忠什么都可以讲,但讲他右倾、怕敌人,吴忠有些接受不了,他实在忍不住了,涨红了脸,低声说:“政委,说我指挥失误,我认了。可我吴忠打仗,从来没有怕死过啊!”

    苏振华面色冷峻,说:“没有讲你怕死,你要怕死,连个排长也不配当。是讲你右倾,有惧怕敌人的情绪。而且这句话不仅是对你的,你们旅、团两级干部都在内。”

    在随后吴忠主持召开的二十旅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杨勇、苏振华宣布了处分决定:给予吴忠、刘振国、李觉严重警告处分,五十九团团长董正洪撤职,政委阴法唐记大过,其他团、营干部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五十九团一营副教导员李应正临阵脱逃,致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交付军法审判。李应正最后被判处死刑。

    主力纵队拳头团遭受重大损失,也震惊了整个野战军。而且事件又发生在野战军反复强调要提高斗志、克服右倾惧敌心理,坚决粉碎敌军重兵“清剿”的时刻,因此引起了野战军首长的高度重视。鉴于当时的形势,野战军首长决定用这一战例来教育全军。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张际春于1月31日联名向各纵队首长下发指示,并上报中央军委,通报五十九团一营遭受损失的教训,通报中一些措辞异常尖锐:“在反“清剿”斗争中,部队(首先是干部)必须要有充分的胜利信心、坚决的战斗意志……只要我们常常具有大胆与敌人战斗的勇气和斗志,有胜利把握就打,没有胜利把握就转移,本应是顺利的,否则,干部中存在右倾惧怕敌人的情绪。首先自己气势衰败,得过且过,这是得不到胜利,而且必然要吃亏的。五十九团这次恰恰就是这样……这次五十九团首长事前缺乏责任,处置失当,而还有少数干部,临危并未掌握部队,抗击敌人,或单身或带少数人逃命。实为解放军极端可耻行为。除由纵队严惩外,全军应引起警惕。任何疏忽大意所造成的不应有损失,都有负于人民,有负于党,有负于革命,或者是一种罪过。”这也是我军历史上野战军首长第一次联名通报批评一个团。

    四

    刘邓首长的指示下发后,二十旅上下心情沉重,这是二十旅自组建以来唯一一次受到通报批评。吴忠与刘振国、李觉商量后,便在野司通报批评发出后不久,给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书面报送了包信集战斗失利的情况以及二十旅指战员的检讨。

    刘伯承对二十旅的这次失利十分关注,在接到吴忠等人的书面报告后不久,便给吴忠和刘振国回了信。

    刘伯承在信中并没有对包信集战斗提出批评,也没有对他们报告的内容做具体批示,更没有对旅、团指挥员的指挥做任何指责。却把笔墨主要放在了当时部队建设和战略战术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上,讲述了“斗志和斗法”的辩证关系,向吴忠等人传授用兵的要诀。

    刘伯承写道:“斗志与斗法(战术)是用兵的把柄,要善于贯彻运用之。如无斗志。则不但一切谈不上,而且有覆灭的危险。斗法是建立在斗志之上的东西。军队无斗志,是自己宣布了死刑。蒋贼的庐山训练团及现在南京的训练团。就是要解决斗志与斗法的问题。同时,敌我双方互为盈虚、消长,即是此盈彼虚,此长彼消,如两相长,则强者终长,弱者终消;如两相消,则消极者必败。敌整编十一师在包信集夜战之怕我,惜未乘其怕而痛击之。可作为教训!……我们的斗法已告,我们的斗志必须强化。”

    除了给吴忠和刘振国的回信外,刘伯承还在信后附上了两个附件,一是《我军合击战法的研究》,二是《匪(蒋)军战法》,进一步为吴忠等人点破迷津,训示制胜诀窍。在《我军合击战法的研究》中,刘伯承写道:“敌集结合击我主力,其后方第二线兵力分散、薄弱。当以一个营一个连驻守一地之方针。我第一步以一个旅、两个旅分别歼灭敌一个营;第二步再迫使敌人一个团不敢驻守或出扰。达到这一步,我们才能机动自如,或集中休息,打大歼灭战。,如此必须:一、各纵队和各军区联系。取得敌人分布及工事等准确情况;二、适时避开敌人主力,过早过迟都不利(在新区保密很困难):三、攻击目标以远离敌人主力为好;四、确定目标后。以急行军猛袭之:五、攻击任何敌人,都不可使敌人注意;六、得手之后,迅速处理伤员,部队转移他地休息,并再准备攻击第二个目标。”

    刘伯承的信,让吴忠悟到了部队建设和作战指挥的要害。也理解了野司批评的真正含义。他随即将刘伯承的信传达到全体干部,并组织讨论。待大家讨论完毕相继离去时,已是午夜,但吴忠毫无睡意,他坐在油灯前,再次细细研读刘伯承的信,并工整地将其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吴忠后来说:“刘司令员的这一封信来得真是及时,指点迷津,是我们摆脱困境的有力武器。我反复琢磨,认为要特别领会和贯彻好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充分认识解决‘斗志与斗法’问题,是建设一支有高度政治觉悟、英勇善战部队的关键所在。即刘司令员所说的‘把柄’,这是刘司令员的一贯思想。第二,明确斗志与斗法的相互关系。刘司令员强调‘斗法是建立在斗志之上的东西’,要求‘我们的斗志必须强化’。这里深刻解释了斗志和斗法的主从关系,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部队的许多事实都证明,倘若士无斗志,军心不固,纵有好的战术,也都无济于事,实际上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由此而论,包信集战斗失利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关键的一条。还是斗志的问题。野司和纵队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第三,敌我双方‘盈虚、消长’的关系。刘司令员的信中对此讲得极为简明透彻。就是说,两军对垒,双方实力的盈虚、消长,都是变化不定的,要使强者终强,盈者终盈,或者转弱为强。化虚为盈,主要在于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即‘强化斗志’。”

    时任二十旅政治部主任的康健后来回忆说:“吴忠同志对刘帅这封信的学习尤为认真。据我观察,以学习刘帅这封信为契机。如果说吴忠同志从昆张支队支队长,到五十八团、五十九团团长。再到二十旅副旅长、旅长的战斗历程中,已经成长为一名骁将的话,那么自此以后,他就更加重视各方面的修养锻炼,开始自觉地向‘儒将’的方向迈进了。”

    吴忠后来在总结自己的成长道路时,也毫不掩饰包信集战斗,特别是刘伯承的信对他的重要影响。他说:“……刘司令员阐明了斗志与斗法的辩证关系,把深奥的战略战术归结为最简单的制胜要诀,更令我茅塞顿开。”“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和平时期,无论是指挥部队或管理部队。刘司令员的教诲都使我受希匪浅,”

    按照我军规定,刘伯承给吴忠和刘振国的信件原件要报送纵队首长,于是,这本抄录刘伯承信的笔记本便被吴忠一直珍藏在身边,后来笔记本破损,他又在进军西藏的行军途中,专门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将刘伯承的信抄录到一个新本子上,并在篇末注记:“这封信,吾认为在今后建设我们的部队和自己学习参考方面,有重要作用,故永久保存。”1988年5月,吴忠重返1日部时,又将刘伯承的信抄录留赠部队荣誉室,作为对官兵进行教育的史料。

    在野司通报批评和刘伯承传授“斗志与斗法”哲理之后。吴忠开始对军事斗争艺术有了新的领悟,开始向领导艺术新的层次迈进。随后,吴忠所部便在淮海战役中大放异彩。为我军歼灭黄维兵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和解放贵阳、成都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从而成为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将军,也是极少数被授予将军军衔的师级干部之一。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包信集战役的失利和野司的通报批评促成了一位战功卓著的共和国将军,和一支屡挫强敌的钢铁雄师。

 

[责任编辑: 实习生 王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