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谁这么牛?他曾宣布“开除”中共四大领袖

    1935年9月中旬,张国焘趁四方面军完全集结在阿坝之际,迫不及待召开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设在格尔登寺大殿内,经过了精心布置。会场旁边一个戏台子上扯着一条醒目的横幅,上面写着“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

    在会上,张国焘大声“声讨”:“同志们,今天的会,大家一看标语就明白了。10日凌晨,右路军发生了令人愤慨的不幸事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私自率领一、三军团向北行动,破坏了中央和红军的一致行动。他们开溜时既不报告,也不交防,导致敌人乘虚而入,我红三十团遭到重大伤亡!”

    “他们为什么要开溜呢?”张国焘自问自答,“因为他们害怕敌人,要逃跑。他们说北上抗日只是借口、托辞、幌子,想逃跑才是真正的目的。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 芦(山) 雅(安) 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

    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会议,另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并下令“通缉”。对叶剑英、杨尚昆“免职查办”。

    正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 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中断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林育英带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信任,称“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 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

    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张国焘得此电文后,心情是复杂的。他与毛泽东的“南下北上”之争,终于等来了可以裁判的关键人物。张国焘细细揣度,建党初期,他便和林育英在武汉从事工人运动,对于这种私交旧谊,林育英总不会淡然处之,无动于衷。想到此,张国焘胸有成竹地回复一封长长的电文,分“甲、乙、丙、丁、戊、己”,历数所谓“机会主义”的表现,将“分裂党和红军”的责任,完全推给毛泽东的“北上”路线。这封电文还是以“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其用意无非是求得林育英的承认或默许。林育英接电后即复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且指示:“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读着态度如此鲜明的电文,张国焘顿感失落和无奈。可是,他仍然不甘心,又给林育英去电:“浩兄: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他怀疑林育英已失去自由。此时,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张国焘孤立了。

    1936年5月20日,毛泽东同林育英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除告之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还说:“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和蒋介石……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取协商方式。”在内外压力下,兼之大势所趋,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张国焘没有理由拒绝中央的指示,不得不下达北上的命令。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议程只有两项: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共的任务。二、张国焘的错误。

    在延安开会批判张国焘时,毛泽东讲了很长的话。他特别提到:“张国焘对‘毛、周、张、博’不特笔之于书,而且用在标语、歌谣、游戏、戏剧中去。这些实际上连国民党的界限也消灭了。”

    张闻天作总结发言:“这几天的讨论,已将国焘路线表现的罪恶行为充分地揭发出来了。这对全党及犯这错误的人都是教育的重要工作。……博古同志说得正确,他的肃反和一切别的苏区的肃反目的不同,而是保障张国焘的统治。因此才建立了他的别人调动不了的军队的办法。张国焘建立的军队正是这样的。”

    张闻天还说:“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不走到党外去,变为党的叛徒,除非自己下决心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错误,结果必然会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1935年9月的俄界会议上,张闻天曾预言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不幸而被言中。这次张闻天的预言一年后也应验了。

    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国焘知道自己的处境,赶紧写了一份《我的错误》的声明,过关了事。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际,叛逃到了国民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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