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通过什么方式接济亲友

揭秘:毛泽东通过什么方式接济亲友    
1956年11月,毛泽东与亲友在北京。资料图

    毛泽东是伟人,也是普通人,他有常人的亲情世界,有三姑六舅、堂亲表戚。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在为国操劳的和平年代,毛泽东始终保持与亲友的书信往来,或以寒暄、或以家常、或以劝导、或以眷念、或以接济、或以慰问......在日常生活中,他是如何处理这些亲友关系的呢?

    劝导

    文运昌是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的次子,早年不仅极力帮助他走出闭塞的韶山冲,到湘乡东山学校就读新学,而且多方寻找各种新书报提供给他阅读学习,新知识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他在1925年曾以“养病”为名,回韶山发动组织农民运动。文运昌前来叙旧,不料,反动军阀派兵来抓毛泽东,毛有幸得以脱险,文运昌却被捕,后经多方营救才获保释。

    1937年,文运昌因家庭生活困难,致信毛泽东,希望到延安谋一份薪水丰厚的差事。毛泽东对这位表兄一直心存感激,但在回信中拒绝了这位表兄的工作要求,并指出“家境艰难......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对于文运昌想来延安谋生的想法,毛泽东说“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解放后,从1951年至1959年间,文运昌先后六次到北京走亲戚,都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并有多次书信往来。但在文运昌试图请毛泽东帮他安排工作时,毛泽东则在给另一位表兄文南松写信时明确告知:“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杨开智是毛泽东恩师兼岳父杨昌济的儿子、杨开慧的哥哥。新中国成立后,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即使是这样的至亲,毛泽东仍然坚持照章办事。他致信当时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首道:“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致信杨开智:“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后来,毛泽东的表兄向三立再次向他转达杨开智的这一想法时,毛岸英替父亲给向三立回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写道:“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毛泽东不但通过直接与亲人的对话劝导他们不要以“皇亲国戚”自居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还要求当地政府不要对他们另眼相待。如1950年5月27日,他曾写信给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大坪助文氏兄弟四人来信,附上请你看一下......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

    眷念

    毛泽东对待像上面这些提出要求引荐或解决工作的亲人,均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拒绝方式,不让他们存留任何幻想,效果很好!但同时,毛泽东又非常看重亲情的,他深深地眷念着他们,保持与他们经常的书信往来。在1937年11月,他给文运昌的信中深情地说:“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在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也说道,故乡的亲友,“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正因为如此,他经常通过书信,对远在家乡的长辈、少年时代的老师和同学、同族兄弟子侄和表兄弟、朋友及邻居表示关心和问候。

    毛泽东写给韶山毛家的信件(不含给毛岸英、毛岸青等的信)现存有37封,所存年代最久远的是1938年5月26日写给毛宇居的信,建国前仅存此一封,其余为建国后的信件。其中1949年有5封,1950年有10封,1951年有3封,1952年有4封,1953年有3封,1954年有4封,1955年有1封,1956年有5封,1958年有1封,这些信件基本上都保存完好。毛氏家族在韶山一带是一个大家族,其中,毛泽东写给毛宇居的信最多,达10余封,写给毛泽嵘的也有至少5封。此外与毛远翔、毛泽青、毛照秋、毛贻华、毛春轩、毛逸民、毛爱桂、毛远悌、毛泽益、毛桂昌、毛岳乔、毛月秋、毛少贤、毛笔珠、毛春秀等近20位关系或远或近的族亲都有过书信往来。

    毛泽东与毛宇居除了族缘关系,还因为他们的父辈曾经来往十分密切,尤其是毛宇居曾当过毛泽东的私塾先生。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给毛宇居的信说:

    宇居兄左右:五月十日信收读。谭季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尔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留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此复。即颂时绥!

    弟 毛泽东

    五月二十六日

    远耀等在此甚好。

    从1910年毛泽东出乡关到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写给文家亲人的信件现存共有19封,其中建国前7封,建国后12封。建国前的信除给文运昌的3封,还有给七、八两位舅父的4封信。这4封信分别写于1918年8月,1919年4月28日,1922年7月5日和1922年11月11日,均发自省城长沙,内容是一般的寒喧、问好和家常。建国后毛泽东给文家亲人的书信,1949年有致文南松一封(11月28日),1950年则有致文运昌(4月19日)、文润泉(5月7日)、赵浦珠(5月7日)、文涧泉(5月7日)、文南松(5月12日)5封。1951年到1958年,计有致文梅清(1951年9月4日)、文炳璋(1951年10月10日)、文涧泉(1953年9月8日)、文九明(1953年10月25日)、文平山(1954年4月21日)、文炳璋(1955年5月1日)6封。

    与亲人间如此频繁的信件往来,无疑反映出毛泽东对亲人的深深眷念,这些信件的内容大多简短、精炼,言辞恳切,字里行间全是割舍不断的亲情:道是无情却有情。

    毛泽东与亲友交往中不为亲徇私,不为旧谋利,但对亲友们的冷暖安危十分关心。一方面,他在书信中鼓励亲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生活。他在给族亲毛照秋、毛桂昌等人的信中反复强调:家中有困难,应在土地改革中听候当地人民政府酌量分配土地,从努力生产中求得解决。另一方面,他本着“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原则,用自己的稿费资助、接济亲友。

    郭梓材曾同毛泽东在私塾同学,又同在湖南新军中当过兵,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农民运动。建国后他因其所在的企业经营不好,生活陷入困境,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劝导他,工作“还以就当地熟悉吾兄情况的友人筹谋解决,较为适宜”,同时寄款“为补日用之费”。从1950年到1962年,毛泽东先后给他6次寄款,共计1700元。邹普勋是毛泽东的邻居,其父邹春培是毛泽东的私塾老师。1950年5月15日,毛泽东得悉邹普勋生活困难,且又重病在身,便写信询问“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同时写信给毛宇居:“邹普勋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家境贫寒,母亲死后无钱安葬,写信向毛泽东诉苦。毛泽东获悉后,给毛宇居写信:“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安葬,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另寄予二百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均属旧币,旧币一万元=新币一元),并附信告诫:“这些钱都是我自己的稿费,请他们节用。”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的沈栋年回忆说:毛主席对亲友的接济,一次少则一百元,多则上千元,都是从他的稿费中支付的。这些事都是由我经办的。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请田家英签字,到为毛主席保管稿费的特别会计室领取现金,然后由我直接送去或通过邮局汇寄。

    毛泽东接济亲友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绝不以公济私,为亲友徇私谋利。所以,在1937年11月给文运昌的信中,他说:“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他系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舅父向明卿因侄儿向钧为革命牺牲,去信请求毛泽东证实并解决抚恤金问题。毛泽东于1950年4月19日复函,以知情者的身份做出证明,云:“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予以体谅。”按理说,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帮助有难处的亲友说句好话之类,都无可厚非。但毛泽东却以身作则,从不任人唯亲,从不为亲友谋取半点私利。他还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那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下台。”

    毛泽东与亲友的一封封信件,如今翰墨留香,这不仅仅因为毛泽东的这些手书灵气飞动,更主要的是,信的内容透露着浓浓的亲情,经过时间的沉淀,愈久弥香。大爱无疆,毛泽东在处理公与私、国与家之间关系时高度的原则性与艺术性,令人折服,让人敬慕。

[责任编辑: 曾丽 ]